二、对外开放，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呼应国家战略的诉求，扩展自身的国际合作空间

《决定》强调指出，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有序扩大开放，其中特别强调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制。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是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教育扩大开放领域具有比普通教育更大的优势。因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是服务产业“走出去”的必然结果，是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走出去”的铁路、公路、电力、港口、通信等产业，在全球各地承接工程项目，首先面临的就是当地技能型劳动力等人力资源供给问题。职业教育作为对接产业最密切、服务经济最直接的教育类型，为“走出去”企业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技能培训、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及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称为“职教出海”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可为国家培养适应国际化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是提升国家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可为海外中资企业培养培训本土化技能人才，满足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职业教育经验，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当下，为落实全会和《决定》对扩大开放的要求，“职教出海”要大显身手，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对外开放需要制订国际通用的教育标准，由此必须加快建立《国家资历（格）框架》，这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在“资格或资历框架”制度建设方面，国际上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了八级教育分类标准，欧盟制定了八级《欧洲资格框架》，东盟也制定了相应的《东盟资格框架》。事实上，八级资历（格）框架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技能等级制度。按照这一框架，职业资格证书与学校学历证书有一一对应关系。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50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其受训人员或毕业生所获证书亟须通过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标准予以认可，故建立中国《国家资历（格）框架》这一基础性制度框架已迫在眉睫。需要指出的是，采用“资格”框架比“资历”框架更为确切。因为资历指的是过去的经历，而资格是现在具有和应对将来的能力。

二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对外开放需要推出成熟的中国特色品牌，由此必须大力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办学模式，包括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的模式、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的模式、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的模式，等等。具体形式一为双边开放合作形式或称为自建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即建立采用中国职业学校标准，彰显中国符号的职业教育办学机构，诸如“鲁班工坊”“班·墨学院”“郑和学院”“毕昇工坊”“詹天佑学院”等，既可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办学品牌，又可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发出中国声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为多边开放合作形式或称为共建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即在“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协同发展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职业教育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