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第22期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职教担当与时代使命

就业、开放、创新，职教大有可为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姜大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当务之急在于解决“怎么做、谁来做”的行动方案问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表明，与历届三中全会一样，二十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来自外部打压遏制的不断升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国家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时期。而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具体到职业教育，就是要在全会和《决定》提出的“以经济改革为牵引”这一指导思想基础上，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培养造就更多更好的技能人才，以夯实新时代中国制造强国的基石。三中全会和《决定》的许多提法，实际上都与职业教育紧密相关。为此，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内涵，职业教育要有自觉的历史主动和责任担当，要清醒认识到自身肩负的时代要务。职业教育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大展身手，大有可为！笔者以为，这至少关涉三个方面。

一、就业优先，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回应民生为本的诉求，守牢自身的社会功能空间

《决定》强调指出，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坚决维护社会稳定。三中全会之后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又再次强调，“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优先政策与近年来党和国家关于“六稳”与“六保”之首均为就业的提法一脉相承。目前全国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为1100~1200万个，但现在每年高校毕业生已接近和超过这一数字，出现了高学历失业这一新现象；再加上中职萎缩，导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4月，不包括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其失业率高达14.7%，而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也达到7.1%这一高位，以至于目前“有人没事做，有事没人做”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呈现增大趋势。化解这一问题的良策，就是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刚需”。因为普通教育学校的专业、课程和教学及其培养的毕业生，与经济界的产业、企业的能力要求相距甚远，很难实现与职业“人适其事，事得其人”的良好匹配，且由于普通教育在校生和毕业生总人数持续增长，超过职业学校，扩大了结构性失业的隐患。反观职业教育领域，中职、高职学校每年可为国家培养1000万高素质技能人才，且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实践也表明，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技能型人才的就业甚至更为安全，例如Open AI和高盛就认为，清洁工、水管工、绿化工等依然是“铁饭碗”，受AI影响最小，仅有1%；其次是安装和维修行业，只有4%的工作受到AI影响；建筑业和采矿业排名第三，仅有6%的工作受AI影响 。AI行业造就的新职业，其所需要的技能人才依然要靠职业教育培养。回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对就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提高就业率和促进高质量就业两个方面。这正是职业教育秉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大政方针结出的硕果，是历史的成功经验。将民生之本的就业视为己任的职业教育，是对就业领域中社会主要矛盾的直接回应，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就业问题的根本之策，更是就业优先的战略与政策体系的有力抓手，是党和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守职业教育的初心使命，“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并进一步实现“使乐业者创业”的目标，就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高擎“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大旗。针对当下依然对职业教育不待见，依然存在“矮化”“窄化”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和社会舆论的情况下，绝不能动摇对就业优先的基本认知。如果职业教育，特别是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改革，背离就业优先这一国策，就会动摇甚至失去确保就业优先所必需的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定力，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二、对外开放，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呼应国家战略的诉求，扩展自身的国际合作空间

《决定》强调指出，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有序扩大开放，其中特别强调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制。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是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教育扩大开放领域具有比普通教育更大的优势。因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是服务产业“走出去”的必然结果，是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走出去”的铁路、公路、电力、港口、通信等产业，在全球各地承接工程项目，首先面临的就是当地技能型劳动力等人力资源供给问题。职业教育作为对接产业最密切、服务经济最直接的教育类型，为“走出去”企业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技能培训、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及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称为“职教出海”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可为国家培养适应国际化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是提升国家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可为海外中资企业培养培训本土化技能人才，满足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职业教育经验，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当下，为落实全会和《决定》对扩大开放的要求，“职教出海”要大显身手，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对外开放需要制订国际通用的教育标准，由此必须加快建立《国家资历（格）框架》，这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在“资格或资历框架”制度建设方面，国际上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了八级教育分类标准，欧盟制定了八级《欧洲资格框架》，东盟也制定了相应的《东盟资格框架》。事实上，八级资历（格）框架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技能等级制度。按照这一框架，职业资格证书与学校学历证书有一一对应关系。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50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其受训人员或毕业生所获证书亟须通过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标准予以认可，故建立中国《国家资历（格）框架》这一基础性制度框架已迫在眉睫。需要指出的是，采用“资格”框架比“资历”框架更为确切。因为资历指的是过去的经历，而资格是现在具有和应对将来的能力。

二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对外开放需要推出成熟的中国特色品牌，由此必须大力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办学模式，包括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的模式、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的模式、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的模式，等等。具体形式一为双边开放合作形式或称为自建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即建立采用中国职业学校标准，彰显中国符号的职业教育办学机构，诸如“鲁班工坊”“班·墨学院”“郑和学院”“毕昇工坊”“詹天佑学院”等，既可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办学品牌，又可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发出中国声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为多边开放合作形式或称为共建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即在“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协同发展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职业教育样板。

三、守正创新，职业教育大有可为：顺应本体发展的诉求，深耕自身的基础研究空间

《决定》强调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职业教育的实践表明，伴随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国职业教育也面临着众多需要回答的问题，涉及职业教育自身学科基础建设的方方面面，关乎职业教育未来健康发展的自信与空间。作为举办世界最大职业教育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积累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经验。如何在坚守中国特色的同时，将其上升为符合职业教育普遍规律的理论成果为世界所共享，需要深入反思自身发展路径，在不断的实践创新、方法创新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当下，可从教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对“来时路”予以反思，至少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一是关于职业教育体系构成的组织说。例如，对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体系的“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需要深入探究并回答的问题是：“联合体”与“共同体”相互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或何种关联？是各自独立运作还是二者互补运行？“联合体”重在发挥横向的“块”的功能，而“共同体”重在发挥纵向的“条”的功能；前者可视为政府主导、联合各类要素资源形成的组织形态，是地方政府产教融合的区域内统筹，是国家形式的制度安排，有利资源的综合配置；后者则可视为行业主导、多方共同参与的产教融合跨区域组织形态，是行业企业的市场行为，凸显经济导向的效能。这一纵横交叉布局的产教融合的实证效果如何？特别是两者如何做成“实体”而非松散的“虚体”，需要在循证研究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市场有机结合的、产教融合的“实在的”职业教育组织形态。

二是关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基因说。例如，职业本科与应用本科的区别，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职业本科是应用本科转型发展的产物，有的认为应用本科是职业本科的一种形态，多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社会功能等外在表象上做文章，并未从教育类型上予以阐释。从各自原生态或者说从各自生长的基因来看，职业本科的逻辑起点源自职业发展需求，遵循工作体系和工作过程逻辑，是一种因应技能复杂程度上升而出现的本科教育，其根植于职业和职业教育，本质是实践性的；应用本科的逻辑起点源自学科知识分类，是学术本科分化派生的本科，尽管其与知识应用的工程结缘，但其滋生成长的土壤是学科，根植于学科教育和知识传授积累，本质是理论性的。为此，如何确立职业本科的“非学科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属性和定位，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探究。

三是关于职业教育学科建构的跨界说。作为突显跨界特征的职业教育，其一跨越了企业和学校的疆域，既要关注企业发展的需求，又要关注学校发展的需求，亦即要关注现代企业与现代学校两类需求理念的融合；其二跨越了工作和学习的界限，既要把握工作的需要，又要把握学习的需要，亦即要实现“做中学”与“学中做”两类学习途径的融合；其三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界限，既要遵循职业成长及技能形成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认知及知识学习的规律，亦即要遵循职业发展与教育发展两类发展规律的融合。由此表明，跨界的职业教育的基础科学——元科学，除了教育学，还有职业学。两者的有机结合彰显一种视野更为广泛的社会学思考。为此，要将关注个性解放的教育原则与关注社会功能的教育原则辩证结合。作为个性解放目标的“成熟”，只能通过社会化过程才能实现。就业即从事一种职业，就是在个性发展的社会化过程中，实现解放与功能相互融合的必经之路。在这里，职业成为个体生涯发展的媒介，使人从自然人成为职业人；职业成为个体融入社会的载体，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职业成为个体张扬禀赋的平台，使人从自然人成为自在人。所以，解放的“成熟”含义与以培养劳动力为目的的职业教育的功能主张不是矛盾的。任何形式的社会，如果没有生产性地参与社会的维护和进步的能力，成为成熟的个人是不可想象的。

职业教育在组织说、基因说和跨界说三个基础理论研究领域，需要通过“先立后破”，进而塑造中国职业教育基础理论现代化更广阔的空间。